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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纵横之荷兰侵占台湾

明嘉靖四十五年
 

公元1566年中国大明朝
 

世宗皇帝朱厚熜正忙着疯狂地炼制各种丹药,以期能通过神奇的药力阻挡走向死亡的脚步,此时,在遥远的欧洲大陆一角、当时被称为尼德兰的地方,爆发了反抗宗主国西班牙统治的“乞丐革命”,这场革命引发了后来称为“荷兰独立战争”的血腥战争,直到公元1609年,作战双方均精疲力竭,只好签订了一份十二年停战协定,承认了荷兰的独立。从此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诞生了。然而,谁也未曾料到:荷兰的独立会对远在地球另一端的中国构成威胁。
 

在欧洲,荷兰与葡萄牙很相似,都是极度缺乏最基本的农业生产资料——土地,不得不向大海讨生活。当葡萄牙的元气不断消耗在从北非到日本的广大地域时,荷兰却在不声不响的完成着航海业积累,到16世纪末,荷兰人已经建立起一支庞大的远洋船队。当大多数人对荷兰的印象,还停留在风车、郁金香上的时候,荷兰已经成为了有“海上马车夫”称号的横扫大洋的海上霸王。
 

自从《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出版后,中国就成了欧洲人心目中猎取财富和荣耀的目标,荷兰人当然也不例外。但当时通向东方的航海图掌握在伊比利亚人手中,他们对此严格保密。为探索东方之路,公元1593年荷兰甚至派了一支船队搜索北极航线,却一无所获。
 

明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一本由荷兰人范·林索登写的《旅行日记》为荷兰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作者是一名葡萄牙大主教的仆人,在印度生活了七年,曾多次随船队前往澳门,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作为一个荷兰人,他将自己的见闻贡献给了自己的国家。这本书立即成了荷兰人的《马可波罗游记》,就在当年,荷兰派出了远航船队,在这书本的指引下来到了爪哇,成为首支获得成功的荷兰船队。虽然路程艰险,船队249人只有89人生还,但他们带回货物获得的400的高额利润却使荷兰人义无返顾地派出了第二支远征队。
 

根据《明史·列传》记载:“和兰,又名红毛番。万历二十九年驾大舰,携巨炮,直舶吕宋。吕宋人力拒之,则转舶香山澳。”
 

公元1604年,第二次东方舰队副司令官韦麻朗,他于此年夏率两艘大型战舰来到中国海面,企图先占澳门,再占澎湖,途中遇到大风,漂流到澎湖岛。当时岛上本驻有防倭寇的“汛兵”,由于倭寇多在冬春季来犯,当时正值夏季,驻军已撤回大陆,所以荷兰人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澎湖,并升起了旗帜,自说自话地宣布此地为“荷兰据点”。
 

韦麻朗驻扎妥当后,让一名中国商人去大陆同福建地方官员洽谈通商事宜。在当时,中国人私自与“外番”通商乃是大罪,因此,该商人一上岸即被逮捕,明朝地方官同时要求荷兰人先退出中国领土——澎湖。
 

对于这种义正言辞的警告,韦麻朗只当耳边风,他一方面派人向明朝驻福建的税吏宦官行贿,一面威胁地方官员,声称如果不同意贸易,即派军舰沿福建沿海进攻。结果,他的这种做法引来的是明朝的五十艘海军战舰。
 

舰队指挥官名叫沈有容,他先后参加过万历朝鲜之役和东南沿海剿倭战役,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名将。
 

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沈有容向荷兰人通报了明朝的商业政策并要求荷兰人立即离开中国领土时,虽然韦麻朗本人尚能保持风度,但其身边的人却恼羞成怒地拔剑示威。面对荷兰人开战的威胁,沈有容回答道:“中国甚惯杀贼,尔等既说为商,故尔代客,尔何言战斗?想是原怀作反之意,尔来睹天朝兵威耶!汝等不曾听过?我破倭海上,海水尽赤,吾不忍汝等步倭之后尘。”
 

荷兰人是精明的商人,虽然他们宣称开战,但当发现自己的两艘战舰已经被五十艘明朝的战船团团包围,对方的指挥官又是一位底气十足的将领时,他们明智地选择了撤退。欧洲海上霸王同明朝的首次武装较量就这样以不流血的方式结束了。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完结,公元1622年,荷兰人再次卷土重来,雷耶斯佐恩率领16艘战舰,1024名士兵,准备进攻澳门。下达的指令中有这样的话:“为了取得对华贸易,我们有必要借上帝的帮助占领澳门,或者在最合适的地方,如广州或漳州建立一个堡垒,在那里保持一个驻地,以便在中国沿海保持一支充足的舰队。
 

但荷兰人低估了澳门的作战能力,一场战斗过后,登陆的800名荷兰士兵有136人阵亡,126人受伤,40多人被俘。被击退的荷兰人不得不执行第二方案:“在最合适的地方,如广州或漳州建立一个堡垒”。最后他们选择了十八年前的澎湖,公元1622年7月11日,雷耶斯佐恩率舰队以士兵900人登陆澎湖。
 

荷兰总督认可了这一行动,他特别要求雷耶斯佐恩攻击附近所有的中国船只,把俘获的水手送到巴达维亚做为劳力使用。他确信“对中国人无理可讲,唯有诉诸武力”。在这种命令下,荷兰军舰到处袭击中国和平居民和民用船只,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抢劫了600条中国船只,掳掠了1500多名壮丁为奴隶。
 

8月起,荷兰殖民者开始强迫抓来的华人奴隶在澎湖兴建要塞,后来又在白砂、八罩附近兴建类似的堡垒。
 

澎湖要塞完工后,从巴达维亚又派去了一批援军,荷兰人总兵力已经达到15艘战舰和1200名以上的士兵,这样规模的部队在欧洲殖民史上已经不算小了。更重要的是,荷兰人根本不相信各种游记中提到的有关中国军队的数字,他们不自量力的提出:“非经荷兰人允许,中国船只不得随地到各处贸易”,也就是说他们要垄断中国对外贸易。
 

在中国来说,这显然是一个荒唐的照会。荷兰人却并不这样认为,他们非常积极地贯彻以战逼商的政策,频频进犯中国沿海,临近的厦门自然首当其冲,而明军也给了他们与倭寇同等的外事待遇——厦门驻军在赵一鸣的指挥下多次击退荷兰人侵扰,一次就俘斩数十人。
 

然而,这并不能阻止荷兰人的暴行。为了尽快增加荷属东印度的高素质劳工人口,对中国劳动力情有独钟的荷兰总督库恩一再下令,“尽可能的掠夺中国的男、女、儿童,充实巴城、安汉和万丹,荷兰舰队忠实地执行了这一切,这最终激怒了明朝。
 

公元1623年8月,主战派官员南居益出任福建巡抚,11月,以计焚毁荷兰战舰一艘,生擒52人,斩杀8人。次年正月,40艘战舰运载着两千明军几乎在一夜间出现在澎湖要塞前,并在荷兰人的炮火下抢滩登陆,发动了猛烈进攻。荷兰人毕竟是一支惯战之师,他们收缩至风柜城,此地三面临海,只有一面临陆。荷兰军队在陆路挖深壕为障,以战舰控制海上,凭借舰炮和岸炮的交叉火力,阻止了明军的进攻。
 

见攻坚不下,明军也在澎湖筑石城,双方对峙,相互攻击。南居益亲至澎湖督师,指挥各处明军集结,最终在这个弹丸之地竟集结了超过一万名的明军和二百条战船。明军水师在澎湖港内遍设火船,攻击荷兰战舰,陆军架炮隔海轰击风柜城。另外,明军以无数长宽五尺下铺圆木的巨型堡篮填碎石排列为阵,白天做为掩体休息或发炮,晚上则推着它们前进。荷军火炮对此无能为力。同时南居益给新任荷军总司令发信,扬言再不走就用砂石填平澎湖湾。
 

荷兰人号称纵横七海,但他们从未遇到过如此猛烈的攻击,最终终于支撑不住,被迫在明军监视下拆除经营两年的澎湖要塞,灰溜溜的“扬帆离去”。明史载,在达成协议后,荷兰副将高文律等十二人拒绝服从命令,“据高楼自守”,最后被全部捕获,和其他荷军战俘一起“献俘于朝”,以他们的耻辱为第二次明荷间的交手画上了句号。
 

但是,被从澎湖击退的荷兰舰队并没有返回巴达维亚,而是直接去了台湾。
 

公元1624年9月,宋克指挥的荷兰武装船队来到台湾大员。当时,装出一付可怜样的荷兰人提出只要借用“一张牛皮大的地方”就行了,善良的当地居民信以为真,以为荷兰人只是为停船上岸,所需地方不大,也就同意了。无耻的殖民者竟然把一张牛皮分割成很细的皮线,连接起来圈占了一鲲鯓,即今天的台南安平一带,并在大兴土木,修建“奥伦治城”,后来改为荷兰的一个“州”,定名为“热兰遮城”,成为荷兰驻台湾的“总督府”。
 

后来,由于这里与台湾本岛交通不便,荷兰人宋克又用十五匹粗麻布,换取了本岛一块地方,建立了普罗文查城,通过这两座城,荷兰人开始在今后若干年内陆续向台湾内陆渗透,并暗暗积蓄军事力量。

 

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七月七日,荷兰人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也没有进行任何事先的宣战,就向明朝发动了突然的进攻。然而,荷兰人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们将要面对的敌人,并不仅仅是明朝海防卫所序列里的正规军队,还包括一支新近崛起的民间武装力量。
 

这支民间武装的首领就是后来收复台湾的郑成功之父郑芝龙。据记载:“郑芝龙之初起也,不过数十船耳,至丙寅(天启六年,1626年)而有一百二十只,丁卯遂至七百。今(崇祯初年)并诸种贼计之,船且千矣。”
 

公元1633年7月7日,新任荷兰台湾长官普特曼斯率领以密德堡号为旗舰的十三艘荷兰战舰,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对明朝管辖的南澳发起了进攻。明南澳守军立即还击,激战中,明把总(守备队长)范汝耀受重伤,17名明军将士阵亡,而荷兰军亦有相当伤亡,不得不解围北上。7月12日,荷兰舰队来到厦门,当时厦门港内停泊着几十艘明廷和郑芝龙军的待修船只。此时南澳战斗的消息尚未传来,明军厦门守将张永产正在泉州操办器械,郑芝龙也正在率主力部队在福宁剿匪。因此荷兰舰队到来进行偷袭时时,中国方面实际处于毫无戒备的状态。结果,荷兰人一举烧毁和击沉了中国方面的15艘舰船,并登岸“大掠”。偷袭得手后,荷兰人封锁了厦门湾,强迫金厦附近的村庄向荷兰人进贡猪牛等物,并威胁中国方面开放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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